By 葉蓬玲

是他們叫我這樣做的。

新聞連結:保全踹輪驅趕身障街賣者

「是他們叫我這樣做的。」
我們常常都能聽到這樣的話,無論在學校、在職場、在社會甚至家庭裡,我們都習慣照著規則走。漢娜鄂蘭說,人類最大的邪惡在於無法思考,不加批判地服從群體規範。而「依法行政」,正是最平庸的邪惡。它讓我們懶得去問「為什麼」、懶得去同理他人。

TVBS新聞畫面「扯!身障者百貨內兜售 保全竟踹輪椅驅趕」

「奉命行事」的我們,既是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也在裡頭疲憊不堪。社會規範是一個鐵模,我們努力將自己擠入其中,努力照章辦事,努力忘記自己。後來,我們發現循規蹈矩、放下自己其實是最輕鬆的方式——不用費力思考,只要遵守秩序就不會錯,反正規範限制我卻也保護我。

當我們懶得去同理別人,體制就會成為最理所當然的「護身符」——用來合理化個人的自私、藉以無視別人的苦痛。此後,我們只害怕失去得來不易的報酬,無瑕兼顧別人的生命。

台北剛經歷過百年來最熱的夏天,一般人在大太陽底下尚且會中暑,更何況無論酷暑寒冬,都得暴露於公共場所兜售的身障街賣者?這樣的事情從來就不止是單一事件。

在社會規範裡我們彷彿睡著了,忘了怎麼問「為什麼」。
如果今天政府立法街賣者能在百貨廣場內兜售,這場衝突還會發生嗎?
為什麼街賣者的出現會「妨礙行事」?妨礙了誰?打擾了什麼?
為什麼他們需要在街頭兜售口香糖?

「我只是在執行工作,我有什麼不好,你好好笑喔。」說出這句話的警衛,可能也只是一個善良無害的老百姓。是這份「工作」,讓他為了善盡職責而使用非常手段。希特勒大部分的部屬都是慈愛的父親、孝順的兒子、忠心的伴侶。他們受審時都說,「我們不是自願的」。但可怕的是,正是善良無害的他們造就了可怕的殺戮,正是沒想太多的我們造就了殘酷冷漠的社會。

每個人生而在世,都為了掙一席落腳之處而不得不活在體制裡,身障者與警衛都是。於是有人被制度痲痹、有人被制度傷害,每個人都被它催眠,以為跟著大規則走就能迴避個人的對錯與責任。慶幸的是,總有一些事情的發生是為了叫醒我們,讓我們發現,除了規則以外,我們還有人性之初,那無可迴避的惻隱之心。

所謂社會規範,不過就是人與人之間,為了讓生活可以更好而訂制的一種「共識」。倘若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這份共識給不了我們藏身之所,這套規範不能有所通融,這樣的制度或許就該被打破與重建。

社會本來就恆常變遷,以適應各個時代迥異的生活方式,而推翻及重建必定是漫長而巨大的工程。因此每個時間點都可能是過渡期,所以法外才需有情,制度之上必須是同理,好讓無法全然拋棄體制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在規範之下用更好的、更溫柔的方式對待別人。畢竟在這些過渡的期間,我們可能需要跳脫陳規的束縛,共同去實踐、成就一個更舒服,更適合每一個人生活的環境。

漢娜鄂蘭電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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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在涼爽的百貨公司遇到兜售口香糖的街賣者時,也許會為他們還有個躲避壞天氣的所在而寬心;也許正疑惑他們怎麼會出現在這裡。這時候,你可以走向他,親自看看他在賣什麼、和他聊聊天,就可以得到許多的解答,如果你剛好需要,還可以向他購買一盒口香糖。
給自己一個機會,你會發現,你可以再走近一點;
給他一個機會,你會發現,人與人之間其實沒有那麼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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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進工作室看到這一款泡泡糖,不禁拿起來反覆端詳許久,心裡也慢慢浮出一句話:啊,人生百味也走到這裡了啊。

從一開始根本不知道街賣者從哪裡批貨來賣、怎麼訂價、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開始,隨著一一的拜訪、聊天、討論,人生百味不停地調整想法與做法,而人生百味也 漸漸明白:街賣不是一個平面、單調、不被重視的社會現象,而是支撐每一位來自不同背景、卻都想要自力更生的人們,可以養活自己與家人、更從中實現自我的工 作。
像是曾經與人生百味合作的鮮花校長。三年多前,因病成為身障者的校長,辭去了工作賦閒在家。回憶起當時的心境,校長說「自己跟廢人一樣。」
然而,在遇到一位校長稱為「師父」的身障者後,校長跟隨著師父的指導、甚至是接受來自師父的開業基金,開始在捷運市政府站連通道,販賣起一束束美麗的鮮花。

by大伯

7成左右的街友有工作

那麼為什麼他們買不起房呢?

根據專家統計,街友最常從事的職業,是你我在馬路邊經常看見的舉牌工。當然,也有不少街友選擇到廟會出陣頭,或者擔任臨時清潔員的角色。

這些工作的特點是,即便有簽契約,但大抵是不需要雇主投保勞健保、也沒有延續性的「非典型」工作。早上到派報社簽約、聽候發落、坐上貨車,隨著一站又一站,街友們像是貨物一般,被放置到各個定點,展開一整天的舉牌工作。
當我們嫌棄員工餐廳單調不變的菜色時,街友們得從有一天沒一天的日薪,拿去買午餐。根據統計,通常只有假日會有機會的舉牌工作,一天八小時,一千元是最高的薪資;只拿到六、七百的,大有人在。
雖然看似符合最低薪資的規定,但沒有任何的勞健保與福利。出了事,醫藥費也得自己負責。牌子不見、有所損壞,即便不是自己的錯,也得自掏腰包。

東扣西扣,要怎麼存積蓄呢?更別說,被財團炒作的房地產市場,加上有著說出「買不起就不要買」的政治人物,我們又怎能期待,努力工作的街友,也能夠享受到「居住正義」的果實?
「居住正義,不是我們有房子住,就解決的事情。」一個國家的強盛和道德程度,端看他如何對待貧窮的人。印度聖雄甘地,這麼提醒著後世的我們。
上班、上課的時候,只需要帶上需要用的東西,其他物品就放在家就好。那麼,無家可歸者,如果找到工作的話,他要去哪裡放家當呢?他的「家」,在哪裡?

去年,萬華剝皮寮有個非常特別的展覽,叫做「棄物展」。由當代漂泊策展,呼籲社會大眾與政府,必須建立友善的公共空間,特別是收納街友所剩無幾的「家當」。

試想,好不容易賺到了一些錢,所買下的睡袋、衣物、碗筷,如果當天工作回來,就發現全被當做廢棄物清理殆盡,你會作何感想呢?活在一個「身家財產隨時會消失」恐懼之中的人,該如何放心工作?

既然有了工作,應該就租得起房了吧!

很可惜的是,街友從事的,大多是不固定、臨時性、無勞健保以及退休保障的工作。即便有七成左右的街友有工作,但超過八成的街友,月收入不到五千元。

在一個動輒月租上萬的城市或國家,這樣的勞動條件,怎能實現居住正義?即便存到租金和押金,一旦房東察覺來看房子的人,可能是位街友 - 我們無法樂觀地相信,臺灣,是個可以包容流浪狀態的國家。
請讓我們在呼喊人權與正義的同時,也想想看似與「我們」不同 - 但走近一看,其實沒什麼不同的人們。

by思賢

台灣的勞權一直是最受矚目的公平正義議題。若要了解關於台灣的勞權現況,就要先了解目前第一線工會組織的現況。

人生百味舉辦的第三場社會圍爐論壇—「還是要爭取勞權啊,混蛋們!」

除了邀請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先生與談之外,也邀請「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簡稱台灣警權協會)」成員農瑀與阿多,以及清潔員工會陳星宇,分享他們推動工會的心得。

台灣工會的困境

阿多(現職警員、台灣警權協會成員)根據自己的經驗,說到員警的勞動權益已經被犧牲到難以忍受的地步。由於目前台灣警力不足,使警員嚴重的超時工作,因為警察是24小時待命,民眾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是找員警最方便,所以很多夜間發生的問題如家暴,民眾也會找向警察。
保守的職業文化常常是推動勞權的巨大阻力。阿多認為:警大與警專的養成規訓,限制了警察工作權的意識。這些規訓有些直接反映在罰則,像男女警生在公共場合牽手會遭申誡,或是透過學長的「電人文化」,將服從權威與吃苦精神連結在一起。這一切創造了警察身份的神聖化:無私、刻苦、犧牲奉獻。這種神聖化的現象也發生在像消防員、教師身上。阿多的言語透露出台灣社會存在著阻抗勞權意識的保守力量:當職業具有神聖的使命,你就必須服從;如果用個人權益去對抗這個神聖性,很容易被看成自私,甚至違反職業倫理。這種觀念透過職前教育與外在社會輿論的強化,使爭取勞動權益的人必須承受污名化的壓力,結果勞權不但難以伸張,連招募基本的工會成員都很困難。
因警力嚴重不足,過度繁雜的勤務與不合理的輪班制度已經明顯侵犯了勞權,甚至職業的神聖性都很難繼續為這種長期過勞合理化。即使如此,警察工作權的推動仍舊舉步維艱。
農瑀(現職警員、台灣警權協會成員)表示,基層員警對這些過勞狀況當然有所抱怨,也會向上反應,但總無法發展出完整的制度,警界內部的座談會往往流於「摸頭大會」。農瑀指出:現在基層員警只能寄望出現體恤下屬的「好心長官」,但是「就算遇到好長官,他/她能做多久?」這種人治取代法治的思維,確實限縮了工會發展的空間。
人治的基本概念是將權力賦予一個德高望重的人,由他這個人決定現實工作和勞動基本權益衝突時該如何拿捏。諷刺的是,從沒有人能夠保證當權者擁有高超的道德修養與非凡的智慧。如果遇到不懂體恤下屬的長官,基層勞動者就只能留在社會邊緣的裂縫中呼喊,除非眾志成城,個人實在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改變現狀。對此,農瑀認為「團結」是捍衛工作權益的基本門檻,透過不斷倡議,去組織完善的工會就是必要的途徑。

將工會與真實生活結合在一起

如果反工會的言論總是和保守意識結合在一起,那麼我們要如何克服這個障礙?事實上,工會和勞工生活結合在一起,可以編織一套更穩定安全又富具人味的人際網路。工會不只是人才、資訊的交流場所,也能將勞工們的情感凝聚起來、創造更團結的社群生活。來自清潔員工會的星宇在演講時,就說明工會創造的人際互動,是真實的情感連結,透過這樣的途徑,工會才能生活化地推廣,慢慢讓民眾體會工會的價值。

台灣勞權意識的現在與未來

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表示:目前只有不到3%的台灣勞工有參加工會。這個現象充分說明了台灣勞權有待進步,工會的功能與勞權意識尚未開始深入人心。勞權價值由淺入深有三個層次:保障勞工利益、平衡勞資權力、深化人權思維。我們或可漸次推動勞權在台灣的發展。

關於保障勞工權益,星宇也提到有關爭取退休金、職業安全、工時限縮、提高薪資等直接連結到勞工利益的項目,總是勞工想到工會時最先想到的事情。孫友聯打趣地說:「工會幫你多爭取一個月的年終,可以幫你繳30年的工會會費,還有比這個更好的績優股嗎?」這些工會功能是最淺層、卻也是一般勞工最直接關心的面向,是推廣勞權意識初期必須著力的地方。

關於勞資雙方的權力平衡,就牽涉了誰掌握了利益分配的決定權。雖然勞工人數比資方多很多,但是一盤散沙無法聚集力量,只有透過工會組織才有可能和資方過當擴張的權力相抗衡,讓勞工參與自己經濟生活的各種決定。

最後一點,也是最深層的勞權價值是深化人權思維。人為什麼要勞動?個人不能為了賺更多錢拼命加班嗎?孫友聯說:勞權是要限縮我們的勤勞。這句話聽起來有些奇怪,但往更深一層想:極端的勤勞勢必侵蝕人的健康,等到生病了會連最基本的身體自主能力都開始流失。所以,社會規範必須有限度地限縮人的勞動自由,以免自由被外在的功利價值反噬。
台灣的勞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們不需要悲觀,就像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所言:只要台灣參與工會的人超過某一個門檻,就能快速推廣勞權的觀念並深入勞工的生活。我們樂觀、也期待「破窗效應」的到來!
by阿德

很多人覺得街友好手好腳不工作,整天睡在公園跟車站,
懶惰、髒亂、酗酒、造成治安問題,但是:

你看過街友嗎?
你有跟對方說過一句話嗎?
你曾經認識過任何流浪街頭的人嗎?

對大多數的人而言,這個答案是否定的,
我們不認識任何流浪的人,沒說過一句話,甚至是從來沒看過,
而這些負面印象卻停留在我們心中,停留在這個社會中。
造成流浪成為一個負面的詞,
社會異樣的眼光阻礙著在街頭生存的人脫離流浪。
「流浪」這個詞從英文來看會更精確,
「Homeless」就是無家可歸,
街友是處於「流浪」狀態的一群人,
無家可歸有很多原因
發生意外、破產、家庭失和,產業凋零。
任何人都有可能落入這種狀態。
街友來自四面八方,有形形色色的人,
不能也不該用幾個簡單形容詞去形容這樣的一群人,
不能也不該用幾個新聞個案去以偏概全這樣的一群人,

你知道嗎,超過70%街友有在工作,
大多都是臨時工 舉牌、工地、選舉、街賣,
這些工作大多集中在六日,薪資低且沒有勞健保,
租不起房子才會睡在這裡。

一個人脫離流浪步驟如下:

1.活下來:

 在無家的狀態找到食物、洗澡、睡覺的方式,取得這些基本生存條件會花費一個流浪者一天大多數的時間,特別是交通(因為大多是步行)。

2..取得固定居所

 透過臨時工作、社會補助、取得基本生存收入,租一個暫時的的居所,省下時間。

3.找到穩定的工作,租一個穩定的住所。

而這是最順利的情況,當一個人失去希望,開始酗酒,這裡的每一步都會更加困難。而這些困難都比不上,四處流傳於社會的錯誤負面印象,這會讓流浪者生存與找工作都加倍困難,會讓政策將資源集中於消滅、隔離而非協助重返社會。

by阿德

台灣有一個社會企業,存在超過40年,卻從來沒有人知道,全台大約有幾十個這樣的組織,每個規模都不大(包含老闆大多2、3個人),服務對象是:身體不便但仍有工作能力的身障者,營收主要來自於銷售的均分,一半給身障者,一半給組織,整個組織完全自給自足。

服務的人數從5-20個人不等,他們致力幫助身障者可以靠賣東西自力更生,主要提供身障者四種服務:
1.免費吃飯 2.免費住宿 3.免費接送 4.不用準備貨款的商品。

這個歷史悠久,讓無數弱勢者自立,在台灣土生土長的組織,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
但為什麼說鮮為人知,因為我們通常是以「其他的名字」聽過他們像是”身障集團、詐騙集團、口香糖集團”等等,或是在新聞上看到「目擊賣口香糖的阿嬤下班轎車代步」、「集團剝削身障牟利」這樣的負面新聞。
社會對於所謂「集團」一直都是非常負面的觀感,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對集團的認識,都只有片段的資訊,因此在這裡想跟大家分享,人生百味所看到的街賣集團的日常。:


準備

早上八點,十幾位身障者聚集在位於一樓老闆的家,有些人是住在這裡的,有些人是自己從家裡過來了,老闆一邊點貨,一邊算錢給大家,並確定了每個人的籃子裡的商品齊全,找零充足。

在補貨時,跟老闆閒聊,不免俗的還是問出白目的問題:「老闆,我聽說有人說你們這種有用毒品、酒精跟賭博電玩控制身障者,那是真的嗎?」,老闆:「那個很早以前是有聽說過,不過現在都沒有了,賣的人又不是笨蛋,這麼多團自己也會比啊,你說的那個,以前比較嚴重的還會把人弄到殘廢叫你去賣,現在應該都被抓光了吧」

上班

準備好後,坐電動輪椅的人就自行前往最近的捷運站,而坐一般輪椅或用拐杖的大哥大姐,則移動到旁邊六人座的小廂型車,一個個排隊用雙手將自己撐起,慢慢的將移動到車上的座位,公司的司機大哥會幫他們把枴杖跟輪椅收好,放到後車廂,接著發動車子,將他們一個一個載到附近的捷運站、市場,讓他們去賣,並且約一個時間來接他們下班。

老闆主要工作是處理採購商品、商品分裝、支持日常開銷水電瓦斯房租等等,有時候要跑一些政府機關幫旗下的街賣者們申請生活津貼或是証件補發,但最主要的工作是安排街賣者的接送,因為根據不同的地點,不同人的狀況,有人會從早上9點賣到下午5點,也有人從下午5點賣到晚上11點,台北車這麼大,十幾個人的接送就非常複雜,而且每天的情況都不太一樣。

其中一位老闆:「我以前我也跟過其他團,那時候老闆自己不是身障者,不了解我們的痛苦,所以我自己出來做,算是大家賞臉覺得我比較有為他們著想,好幾個跟我出來,也介紹了好幾個,不過有時候,新聞一直講集團集團的,真的很難聽…,要租這些房間、開車、輪椅保養,都是錢欸」
平日工作相當忙碌,特別是節日,像是聖誕節、跨年、新年這樣的時候,都是集團重要的收入來源,但是這些節日的交通也是特別的擁塞,要等等街賣者都回來算錢給他,常常需要等到三更半夜。

休息

颱風、寒流、酷暑,就是休息的時候,住在老闆家的街賣者,因為也出不去,所以大家就坐在客廳泡茶、看電視、聊天,聊聊生活,聊聊工作的甘苦。

一位大姐跟我聊他工作時說:「有時候,你還沒靠近,他就閃了喔,也不聽你說,一開始,真的很苦,有時候,也是會哭喔」,說完有些哽咽,但不一會兒就有點開心的說:「但是有些人真的很好,認得我,常常跟我買,還會問我會不會太冷。」

為什麼來這兒做街賣

每個來到這裡的人,都有不一樣的理由,有人有2個孩子要養,有人要拿錢回家,而也有人沒有家,可能是回不去,也可能是沒有了,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家。

在一位大姐老闆:「這個是剛來的,年紀輕輕回不了家,就住我這邊,整天都待在房間,我一直念他,他還是這樣,還有那個,我就一直教她怎麼賣,要笑臉迎人,人家不買也要客氣的說謝謝,可是她就學不來。」
這是集團生活的日常,存在40年,必然有其原因,跟新聞駭人的標題相比,誰是個案誰是常態,樹大有枯枝,再美好的社會也有壞人,再寒冷的地方也有溫暖,花時間去了解比快速的否定,是更溫柔而有力的選擇。

作者了無新意的碎念

想要翻轉一個數十年累積街賣形象,是一條漫漫長路,所影響的不只是一個人經濟的問題,還有尊嚴與自我認同,最後那是一個平等社會的想像,為什麼想做,倒也不是因為覺得非我我們不可,其實是覺得,總是要有人做,沒人做,就我們來吧。

by 阿德

你跟街賣者買過玉蘭花嗎?
買來都做什麼?芳香? 掛在辦公室,還是單純想幫幫忙?

串玉蘭花人像 phtoto By Dennie Chen

為什麼會賣玉蘭花?

玉蘭花在過去是宮庭花園的觀賞花,一年一開,被視為是一種珍貴且高雅的花。因此,在台灣早期,許多婦女把玉蘭花當作飾品配戴,因為香又好看,而當時就有許多人以兜售玉蘭花維生,是一個超過60年以上的產業。
在60年代,隨著台灣人生活逐漸富裕,寺廟的香火鼎盛,當時傳說是這麼說:「拜拜時,如果你聞到玉蘭花的香氣,代表神明認同你是一個善良的人,衪會保祐你」,所以玉蘭花也經常層層堆疊裝成一盤,用來貢奉神明。

都是誰在賣?

我有一次去找一個在陸橋下賣玉蘭花的阿嬤聊天時,正在串花的阿嬤以為我要賣,跟我說:「少年欸,你這樣要賣,不好賣喔」,意思是我看起來沒病沒痛的,不會有人跟我買的。
其實,過去賣花的人,有男有女,有年老有年輕的,跟現在擺攤賣雞排一樣,誰都可以做,而現在大多數都是身障者跟老人家。那是因為早期街賣的潛規則,如果一個點已經有人賣了,後面來的人不可以跟先來的人搶生意,一開始,賣花的人都集中在廟宇旁,當廟旁都擺滿了,後面想做的人,就只能到像車站這樣人潮多的地方,一開始買花是為了拜拜,但是因為信眾通常也是樂善好施,看到弱勢的人就會比較願意買,所以後來加入賣花的人,通常都是身障者居多,而隨著時間的過去,過去在廟旁邊賣花的小販年紀也大了,所以現在賣花的人,大多都是老人跟身障者,之後也有一些流浪的人加入,批一些花來賣,當作沒有臨時工時的收入。

真的有所謂的玉蘭花集團?

很多人都說,不要買玉蘭花,這些賣花的人有集團、黑道控制。
嚴格來說,答案是「有的」,但其實所謂的玉蘭花集團,就是供應鏈裡的大盤商,在台北有六個這樣的花商,他們直接跟屏東、南投、桃園的玉蘭花農契作,花農每天半夜摘花,再把剛採下來的花倒入塑膠桶裡用冰塊保鮮,接著用大貨車載到城市裡,花商接到貨後,從淩晨四點開始把貨散給城市裡各個街賣者手裡,可能採用定點取貨,或是一對一的專送。
我很白目的直接問花商說,有黑道在控制街賣者賣玉蘭花嗎?
他笑了一下,跟我說:「這種利潤,黑道應該不想做吧,沒有黑道拉,這工作太累了…」
玉蘭花的保存期限只有一天,意思是當天沒賣出去,就不能賣了,因此最難的工作就是平衡供需,而跟他們進貨的街賣者往往不是這麼穩定,因為做街賣的人就是需要彈性自主的工作時間,常常有時候說好了人卻沒來,所以花商都會跟街賣者盡量約定一個固定的量,才能勉強降低存貨的損耗。

為何需要盤商?

在過去,玉蘭花的樹一年開一次花,大家通常就自己種自己賣,那時候並沒有盤商的角色,過去都是農民直接從產地半夜開車載花來台北賣,就在現在北門郵局旁邊,那裡過去是台北最密集的公車站,因此花農也在那邊賣,街賣者要買花也會到那邊跟他們買,隨著農業技術的改良,玉蘭花可以天天開,但是花農無法天天送,因此才出現盤商的角色來跟農民契作、送貨、分貨。
後來隨著公車站的遷移,那邊就沒有人擺攤,但是街賣者還是需要花,花商還是要做生意,雖然沒有固定地點,卻形成一種約定成俗的關係,沒有合約,甚至沒有電話,約在哪裡批貨,批多少都是默契與互信。

買賣之外…


  • AM 5:00
    我與夥伴來到他們批貨的地點,看到臺子上,分好一袋袋等街賣者來批貨的玉蘭花,有些大,有些小,旁邊放了一袋鐵絲,給大家拿回去串花,花商的媽媽說:「這個人出頭比較多,都要大的,啊就香花,要大的做什麼,價格就給他貴一點」、「那個人要小的,他四個一串,賣的比較便宜,很會賣」。
  • AM 6:00
    一輛計程車旁邊停了下來,一個大哥探出頭:「頭家娘,今天兩百」,付了錢,車子就開走了,我問老闆娘:「司機大哥也賣花?」「沒有拉,他幫認識的阿嬤拿的拉。」
    一個阿伯,吃力的推著輪椅靠近,花商的媽媽走過去,開始用鐵絲幫他串花。
  • AM 7:00
    天愈來愈亮了,批花的人一個一個朝四面八方離開,一個正要離開的阿嬤,想起什麼似的,回頭走來,說:「欸,頭家娘,這厚哩呷」,老闆娘:「麥拉」,阿嬤放下麵包,逕自往台北車站走去。
    騎車回家的路上,剛剛幫忙串花的香味還留在手上與鼻腔,心裡想的是小明跟我說一句話:

這小小一朵玉蘭花,餵養了多少人。

作者的叨絮

投入這個計畫之後,讓我改觀最多的,莫過於接觸所謂的「街賣者集團」,在真的開始接觸前我其實很害怕,擔心會不會遇上黑道被打一頓做成消波塊(很會幻想),而後來我發現,更讓我害怕的是,如果這裡面真的有「黑暗」呢? 要是真的有控制、剝削這些人性的黑暗,我們該怎麼處理與面對。
但在多次的接觸後,我的想法就好像我第一次看著張圖,想著這個圓。
第一眼看到,我自然而然的在腦中補上了的那一角,並且把它解成一個「被文字遮住的圓」,但是它其實可能只是一條線?
真正根源的問題,其實不在於集團是否黑暗,而是我在我的無知中填入我的憑空的臆測與想像,填入了媒體的斷章取義,讓原本的無知,變成了真正的黑暗。

每個人都有義務成為暗夜的火光

這是廖雲章老師經常引用的一句印尼的俗諺。
我希望透過人生柑仔店成為在黑夜照亮街頭的一縷火光。

讓大家可以用更正確的方式認識與同理街賣這份工作,


群募倒數,請支持 人生柑仔店:翻轉「街賣」形象計畫:
https://flyingv.cc/project/9420